唐士族家谱的政治文化功用

唐代谱牒的繁荣，一方面表现在《氏族志》、《姓氏录》、《姓族系录》、《元和姓纂》等大型官谱的纂修和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谱学家，一方面还表现在氏族家谱的编纂。五代以后，流传下来的唐人家谱已极为少见，如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转录宋代各志著录的唐代谱牒共十一种，其中除去官谱、合谱以及李唐宗室谱外，纯粹的士族私谱仅两部。可见，宋元以后，人们就已很难直接看到唐人私谱了。士族之所以重视家谱的修撰，正是因为家谱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方面的实用价值。郑樵《通志·氏族略》所说的唐人私谱“于官则助选举，于私则佐婚姻”，已经概括出士族私谱的主要社会功能。其实，除去婚、宦两方面的作用外，士族家谱在政治文化方面还具有多重功用。本文拟就此提出几点认识：

首先，士族家谱可作为家族文化传承的载体。文化传统是士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特质之一。在汉魏以来的名门望族中，由于世世代代高踞知识垄断者和传播者的地位，许多家族经过漫长的文化积累过程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学传统。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：“士族之特点，既在其门风之优美，不同于凡庶，而优美之门风，实基于学业之因袭，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，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”（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中篇《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》）。在经历了隋末社会大动乱以后，许多簪缨继世的旧士族失去了往日的政治地位，因此更加珍视家族文化的传承，他们希望子孙后代能继承这种精神遗产，以挽回其原有的社会影响和声望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唐初私人谱牒的发达，或许正是一部分士族在时代风云变幻的旋涡中苦苦挣扎的反映。入唐以后，科举制度逐渐完善，许多魏晋以来诗礼传家的门阀子弟，又大都利用自己文化上的优势竞技科场，以文兴家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唐士族家谱在记载世系承继关系的同时，也具有了传递家族文化传统的功能。例如，在家谱序文中，作者往往刻意标举文化地位高的祖先，强调他们在家族繁衍滋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，并以此激励后人。如颜真卿在为《颜氏家谱》作序时，从孔子门生颜回开始，历数颜氏祖先的“书翰”、“文章”、“学识”，并与“德行”一起，作为家族传统的重要内容（《全唐文》卷337《世系谱序》）。不仅失意士族重视家族文化传统的传递，即便是当朝显贵，也不忘借助家谱传示子孙，如于志宁一族，“代袭箕裘，周魏以来，基址不坠”（《旧唐书·于志宁传》）。贞观初年，于志宁以博学多闻，成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，后有文集行于世。于志宁在“述作之外，修集家谱”，并将祖先的“文德士行，衣冠婚嫁”，著之谱序。于氏家谱修竣后，“家藏一本，人人遵守，未尝失坠”。但安史之乱后，北方士族遭受沉重打击，于氏一族亦转死沟壑，家谱失落。于邵为让子孙“代习家法，述作相因，兴复宗祧”，又于贞元年间重修家谱（《全唐文》428于邵《河南于氏家谱后序》）。

第二，士族家谱具有纯化宗族血统、固化郡望等第的功用。郑樵曾说：唐代谱牒“论地望者，则以贵贱为主”（《通志·氏族略》）。一般说来，在士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，大的郡姓内部又分为若干郡望，如崔氏有博陵、清河；李氏有赵郡、陇西。由于不同郡望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，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也不同，因此在同姓士族中形成了特有的郡望等第。如崔氏博陵望“世号东崔，地寒望劣”，社会地位和声望远不如清河望；李姓则赵郡不如陇西地位高（《魏书·元雍传》，《北齐书·崔传》）。关中郡姓裴氏内部也分“三眷”，彼此之间的高下之分也是很鲜明的（《樊川文集·裴希颜墓志铭》）。由于郡望在唐代政治生活和婚姻关系中，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，特别是那些声望显赫的郡望所蕴含的高贵血统仍旧是一笔“无形资产”，致使那些郡望高的士族在修纂家谱时，不仅要强调、而且试图固化郡望等第。这一点主要反映在“同谱”问题上。所谓“同谱”，从形式上看，就是编入同一部家谱，但实际意味着双方属于同一祖先，所自出的血统相同、郡望相同。郡望低的家族往往利用“同谱”设法依托或攀附望高者，反之，社会地位高的郡望，为维护自己的声望，捍卫自身血统的纯洁性，常常采取不与其他郡望“同谱”的做法。以唐代杜氏为例，关中郡姓杜氏共有京兆、襄阳、中山、濮阳、洹水等十四望（《元和姓纂》），但望与望之间因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差异，逐渐形成了一种“不成文”的等级模式，即京兆最贵，其它郡望则稍有轩轾。如洹水望出身的杜正伦，素为京兆望杜氏所轻视，虽贵为卿相，却无法让京兆望接受其同谱要求，以致于彼此结下怨隙（《新唐书·杜正伦传》）。又如，高宗、武则天时，瀛洲饶阳人李义府“家代无名”。初入仕途时，欲与赵郡李氏“同谱”而遭到拒绝。为此，李义府对出身、郡望等问题常表现出一种过分的敏感，甚至欲将《贞观氏族志》改名为《姓氏录》，“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”（《旧唐书·李义府传》）。杜正伦、李义府的遭遇表明，在重视郡望的士族看来，“同谱”关系到宗族血统的纯洁，绝不能轻率行事。

第三，士族借“同谱”，以结成政治利益“共同体”。尽管士族门阀大多极力维护郡望等第，但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，有些士族又不惜放弃自己的真实出身而攀附高门。在唐代，士族借助“同谱”来谋求有权势和社会地位高的宗族的荫护，以达到相互扶助目的的情况十分普遍。如李义府得势后，“自言本出赵郡，与诸李叙昭穆，无赖之徒藉其权势，拜伏为兄叔者甚众”。与李义府同时期的李敬玄出身亳州谯郡，热衷于攀附名门，“前后三娶，皆山东士族。又与赵郡李氏合谱，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”（《旧唐书·李敬玄传》）。武则天、中宗开始，韦氏力量崛起，如韦巨源、韦安石、韦待价，“并是五服之亲，自余近属至大官者数十人”（《旧唐书·韦安石传》）。许多韦姓官吏纷纷争取与韦后同为“属籍”（即宗室外戚谱），如韦巨源为攀附韦后，附入韦后三等亲，叙为兄弟，编在属籍；宰相韦嗣立本来与韦后“宗属疏远。中宗特令编入属籍，由是顾赏尤重”。然而，韦巨源、韦嗣立等人也因属籍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，韦氏失败后，韦巨源死于乱兵之手，韦嗣立也“几为乱兵所害”（《旧唐书·韦思谦传附嗣立》）。

由于高宗、武则天时期，士族官僚对“同谱”趋之若鹜，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，“同谱”士族往往作为一种政治利益“共同体”存在，使朝官之间更易出现宗派和党争。有鉴于此，高宗在改《氏族志》为《姓氏录》时，严格规定：士族245姓，“各以品位为等第，凡为九等”，除亲兄弟外，其他亲属，一律不得同谱（《唐会要》36《氏族》）。然而从唐初至唐末，“同谱”现象仍普遍存在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作用，通过“同谱”以谋求政治利益的事例屡见不鲜。